2024年6月15日上午9时，四川大学第五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顺利开幕。本次研讨会由四川大学主办、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承办，采用线下的方式举行。会议聚集了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东南大学、四川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西北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牡丹江师范学院、重庆师范大学、太原理工大学、杭州佛学院、四川美术学院、敦煌研究院、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中国台湾华梵大学、香港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韩国国立博物馆、韩国龙仁大学校、日本武库川女子大学附属综合博物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专家，就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新刊资料展开讨论。
研讨会开幕式由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张令伟主持。张令伟副院长首先介绍了参加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并向他们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感谢。张令伟副院长表示，2018-2024年，艺术学院已成功举办四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期待这次会议再添硕果。
艺术学院党委书记覃孟念发表了真挚热情的致辞。她首先肯定了四川在中国宗教艺术与文化研究领域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进而阐述了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未来的宏伟发展蓝图。覃书记指出，我院立足于西南地区深厚的宗教物质文化遗产，致力于保护、研究和传承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不断进行探索与实践，“艺术研究新视野”便是我院依托“双一流”学科建设平台倾力打造的学术品牌。此次盛会的举办，旨在为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一个交流思想、碰撞智慧的平台，共同推动宗教艺术与文化研究领域的蓬勃发展。
随后，东南大学汪小洋教授做主旨发言。汪小洋教授针对中国佛教美术研究成果的现状展开讨论，分析了考古评论关注度及其在各个维度的分布情况，并由此提出一些新的设想，如引入世界视野带来的研究空间的拓展、研究生学位论文的价值认识等。最后汪小洋教授展望了中国佛教美术研究蓬勃发展的美好前景，并祝愿这次研讨会顺利举办。
随后，各位专家在会议海报前合影留念。
本次会议分为六场，每场由4到7位学者发表，每位学者的演讲时间为20分钟，之后5分钟开放讨论。
15日上午9时40分，第一场专题研讨开始。本场研讨聚焦中外宗教艺术交流，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韦正教授担任主持人。清华大学艺术史论系李静杰教授、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张翔讲师、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姚崇新教授、韩国国立博物馆梁秀美副策展人、韩国龙仁大学校文化财学科裴宰浩教授、中国台湾华梵大学佛教艺术学系陈明华客座副教授、四川大学艺术学院王友奎副研究员等七位学者依次发言。
< 9:40-10:05 >
李静杰（清华大学艺术史论系 教授）
《东南亚鹿野苑式佛像调查与分析》
李静杰老师通过调查、整理和分析大量实物资料，总结了东南亚鹿野苑式佛教造像浓厚的地域风貌。其中，立佛像造型特征为两小臂或左小臂前伸，食指与拇指捏合成圆圈状；坐佛像则左腿在下右腿在上平行叠压。李静杰教授指出，4、5世纪前后，印度宗教在以中南半岛扶南、真腊，马来群岛室利佛逝国为代表的东南亚早期国家中已经有所发展，并形成了以印度教为主、佛教为辅的格局。而佛教物质文化应该不晚于5世纪在东南亚早期国家中发展起来，并在6、7世纪获得较大发展，大约8、9世纪之际过渡到新发展阶段。究其原因，离不开发达的海上交通，其加强了各区域之间的佛教艺术交流，从而形成具有统一性的东南亚佛教造像面貌，同时，该区域又能够近乎无障碍地吸收印度佛教艺术，并作为中转地传播至汉文化地区。
< 10:05-10:30 >
张翔（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讲师；中国美术学院 博士生）
《从印度、犍陀罗到缅甸、中国滇川地区的火葬罐源流》
张翔老师首先分析了印度巨石墓葬与陶制火葬罐，认为印度先民流行火葬之俗，盛骨之罐能够使逝者的灵魂去到“更远的地方”并获得新的肉体，所以印度全境流行此葬俗葬具。其次，张翔老师从印度、犍陀罗地区的佛教舍利函入手，通过对比出土文物，指出佛教对巨石文化时期的陶制瓮葬习俗进行了吸收和思想、艺术层面的创新，并在犍陀罗地区保持了稳定的形态，且对东南亚及中国影响深远。紧接着，张翔老师讨论了缅甸室利差呾罗的火葬罐和舍利函，他认为缅甸自 5-6 世纪开始，以室利差呾罗为中心开始广泛流行瓮葬之俗，并且缅甸室利差呾罗为中心的火葬罐和舍利函的造型受到犍陀罗地区影响。最后，张翔老师通过整理，分析了中国唐宋时期浙江、南诏大理国的火葬罐的器型和纹样。他认为犍陀罗的舍利函形成筒形样式，并影响了缅甸室利差呾罗及中国浙江等地。而中国云南、川西南火葬之俗是受缅甸葬俗影响，并在阿吒力教僧推行下致使火葬在南诏、大理国地区大规模流行。然而，滇川地区的火葬罐形态却保持着中原汉地风格，这是汉地传统陶瓷罐与墓葬艺术双重影响的结果。
< 10:30-10:55 >
姚崇新（中山大学人类学系 教授）
《近年新疆考古新发现的景教十字架图像及遗物的初步考察》
姚崇新老师的报告主要讨论了中国境内发现的景教石刻以及绘画遗存，通过大量实物资料和图像资料的举证与对比，他认为高昌、北庭——別失八里、敦煌三地的景教，早在五代宋以来以迄蒙元，联系一直很密切，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三地信仰景教的主体族群都是回鹘人，这是以往没有注意到的。同时，由于吐鲁番、敦煌等地都发现了鄂尔多斯式十字架，这似乎表明，蒙元以来，回鹘的景教系统并不单一，这同样是以往所忽视的。这些宝贵的遗存为探讨古代叙利亚东方教会的艺术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并且，十字架等相关遗物的发现，实现了景教实物与图像的对照，其学术意义也不言而喻。
< 11:10-11:35 >
梁秀美（韩国国立博物馆 副策展人）
《Several Issues on Buddhist Statues from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Uncovering Their Right Shoulder While Holding a Cintamani Hand》
梁秀美老师探讨了7世纪早期新罗盛行的手持摩尼宝珠、袒露右肩的佛像的身份和内涵。首先通过列举具体实例说明，在手持药钵这种标准的药师佛图像出现之前，药师佛并不具备区别于其他图像的特征。其次，考察南北朝晚期出现的各种手持宝珠的佛像，强调“宝珠”并不局限于单一的功能或意涵。关于此类佛像的起源和传播，其各种表现形式不足以通过印度或东南亚的单一路线进行解释，所以6世纪中叶以后积极吸收印度和东南亚雕塑传统的山东佛教造像应作为一个潜在因素。最后，6世纪中叶以后新罗与中国之间外交关系的加强、圆光等著名僧侣的出游和归国，更重要的是经过山东的贸易路线的安全畅通等等，是这类新形式被迅速采用的历史背景。
< 11:35-12:00 >
裴宰浩（韩国龙仁大学校文化财学科 教授）
《Liang(梁) Dynasty’s Influence on Buddhist Sculptures of the Three Kingdoms Period》
裴宰浩老师首先提到，以往的研究认为中国对新罗佛教雕塑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高句丽进行交流。然而，裴宰浩教授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基于扶余新出土的南朝佛教雕塑、近期的科学发现以及文献记录的重新解释指出，高句丽的镀金铜佛三尊像与山东省诸城市博物馆的东魏镀金铜佛三尊像在风格和图像上相似。同时，诸城出土的镀金铜佛三尊像的图像来源可以在梁朝的南京找到。此外，出土于百济的首都扶余，且带有 “郑智远”铭文的镀金铜佛三尊像也与南京德基广场的镀金铜佛三尊像相似。通过铭文分析和科学研究，韩国学术界开始将带有“郑智远”铭文的镀金铜佛三尊像视为南朝的佛教雕塑。通过以上分析，裴宰浩教授认同南朝佛教雕塑在高句丽、百济以及新罗的广泛影响。研究显示，高句丽、百济和新罗的雕像实例显示出与南朝佛教雕塑的风格和图像相似性，重新定义了对三国时期佛教雕塑发展的理解。
< 13:30-13:55 >
陈明华（中国台湾华梵大学佛教艺术学系 客座副教授）
《朝鲜宝冠持花菩萨装挂佛与〈八相礼〉关系及其信仰研究》
陈明华老师的报告首先明确了挂佛的概念和基本仪式。随后引出本次讨论的主题，即朝鲜后期宝冠持花菩萨装挂佛与仪式的关系，以及其所蕴含的宗教意涵。她通过解析《麻谷寺挂佛》《通度寺挂佛》榜题所书“千百亿化身释迦牟尼佛”及“释迦如来丈六金身”的意义，得知挂佛所绘主尊表示的是“佛降生相”，与佛降生示八相成道法义有关，这些挂佛原则上使用于与佛有关的成道日、降生等仪式，但也广泛用于其他仪式，诸如罗汉礼、羯摩授戒，或水陆斋等。同时，上述挂佛主尊图像与《长谷寺挂佛》弥勒菩萨形象的雷同，以及释迦化身或弥勒菩萨降生人间示八相成道，皆是来自“同一”佛身观的思想。释迦如来佛的伽耶示现或未来佛弥勒菩萨的示现，它们根本的意义是相通的，既是释迦的化身，也是法身或释迦如来佛的本体。无论过去世、现在世、未来世，佛陀皆以其法力，授记众生成佛。并且丈六佛身的示现，是为契应根器各异的凡夫、二乘，度化其成佛的方便法门。最后，陈明华教授总结道，朝鲜后期宝冠持花菩萨装挂佛的绘制，离不开天台宗所说法身常住，佛法不灭，佛佛相传的宗旨。
< 13:55-14:20 >
王友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副研究员）
《西北印度的并列多佛像及其与弥勒菩萨像的组合——围绕尧里安、哈达遗址的讨论》
在西北印度，常见的并列多佛群像常装饰于佛塔外侧各层佛龛之中，这些并列佛像的尊格难以确定。迄今发掘的犍陀罗佛教遗址中，塔克西拉的尧里安寺院遗址和哈达的遗址群是保存状况相对良好、发掘资料较为丰富的几处。因此，王友奎老师以这几处寺院遗址为对象，在整理寺院内诸多小型佛塔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各种多佛组合的流行情况，并结合少量珍贵题记材料，分析了西北印度的多佛信仰面貌。同时，王友奎老师认为“七佛一弥勒组合为三世佛”的观点尚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