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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报 | “2018第一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

本文由  于 2018-11-12  发布在 学科建设 栏目中  浏览次数 

2018第一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研讨会视频

指导教师:赵新源/ 负责人:杨先金、李子葳 / 摄像:赵雨眠、张静宜、李亚龙、边子捷孙怡蓓、付仕仡、代天逸、吴佳妮/ 剪辑:张静宜、杨先金



2018年11月3日至5日,“第一届国际宗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成功举办。本次研讨会由四川大学及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办,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承办。开幕式在四川大学艺术学院汪东升书记主持下,四川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四川省文联副主席、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李明泉教授、四川大学社科处处长傅其林教授、四川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韩刚教授和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莫一山博士先后致辞,开幕式由台湾辅仁大学林佩莹教授翻译。李明泉教授在简要阐述了艺术与宗教的关系后,认为这次国际研讨会不仅搭建了一个更宽广的学术平台,也为一流的人文学科建设提供了非常好的契机。傅其林教授在介绍四川大学“双一流”及人文社科学科建设的同时,也希望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艺术学院能够开展更多国际互动,让学院建设更上一层楼。韩刚教授回顾了艺术学院在宗教艺术研究领域发展的历程,并真诚期待着能借由本次研讨会推动宗教艺术与文化研究的发展。莫一山博士反思了几十年来各国宗教艺术的研究,指出本次研讨会的重要性在于中国宗教艺术和其他国家的宗教艺术应该从不同的文化背景、研究方法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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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左到右依次为:汪东升书记、李明泉教授、傅其林教授、韩刚教授、莫一山博士、林佩莹教授

来自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美国达拉斯亚洲艺术博物馆、意大利拿波里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韩国东国大学、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印度尼赫鲁大学、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澳门科技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广州大学、西南交通大学、西华大学、绵阳师范学院各高校的30余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所关心的宗教艺术与文化议题展开了讨论。会议共设6个板块,采用发言加评议、讨论形式,每篇文章的发言时间为二十分钟,评议及自由讨论的时间为十五分钟。与会学者切磋争鸣,引诸家之说,集群贤之智,整场会议学术氛围热烈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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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第一天的报告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A1-11会议室及一会议室举行。整日会议围绕着宗教艺术、文本研究的新方法与实践、佛教艺术诸问题展开,分别由四川大学韩刚教授、卢丁教授以及李翎教授主持。

会议第二天的报告于四川大学艺术学院一会议室举行。整日会议分为道教与民间宗教艺术、世界宗教艺术及宗教艺术美学、哲学和传播三个板块,分别由北京大学李凇教授、美国达拉斯亚洲艺术博物馆常青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张同标教授主持。



第一场
宗教艺术、文本研究的新方法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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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韩刚

                本场共有6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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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温玉成(龙门石窟研究院)

发言题目:四川屏山县龙华镇“八仙山大佛”考》

报告提出,位于四川屏山县龙华镇的“八仙山大佛”并非一般认为的佛教造像,而是明代著名道士张三丰像。其赞助人为朱元璋第十一子蜀王朱椿。虽因宣德年间蜀藩王府火灾,导致该造像经费不足,膝盖以下未成,但该造像仍为我国最大的单体道教造像,其规模超过福建的老君造像,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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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宁强(首都师范大学)

发言题目:宗教图像学新思维:论龟兹石窟“天象图”的含义与功能

报告以宗教图像学为中心,反思了松本荣一《敦煌画之研究》的方法局限,即在佛教图像艺术研究中常见的佛教图像严格对照佛经的方法导致了大量图像无法识别。报告以龟兹佛教壁画“天象图”为例,提示古代的宗教绘画创作者往往用自己的想法和理解来表现佛教的天界,与具体佛经记载关系不大。同时,图像的发展也可能是非线性的,其前后的发展可能并无关联,而是由当时当地的社会因素、个体选择以及意志所主导。这一报告对以图像为主的宗教艺术研究,特别是石窟壁画等研究的方法论具有相当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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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李翎(四川大学)

发言题目:神猴孙悟空:对文献、图像与传统的解读

报告以《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引子,讨论中国古代宗教艺术中的神猴形象。通过对与猴子有关的中国传统观念与图像的分析,报告认为得出古代艺术中孙悟空及其背后的神猴主题并非佛教题材,而是一个与道教长生有关。与猴子相关的诸多道教隐喻均指向不死,故而历史上对于神猴或者孙悟空的传说实际上是根植于传统文化中对于不死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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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常青(美国达拉斯亚洲艺术博物馆)

发言题目:唐代长安、洛阳寺院与敦煌莫高窟壁画的关系

报告通过对《历代名画记》、《两京新记》、《寺塔记》三本唐代文献以及现存西安、洛阳现存的佛教图像的整理,将其与敦煌相关佛教题材进行比对,以探索唐代两京佛教艺术与敦煌的关系。唐代长安、洛阳的佛教绘画非常繁盛,成为当时佛教艺术的中心,如《阿弥陀经变》、《药师佛经变》、《涅槃经变》等经变故事绘画非常流行。这些画迹虽因战火或自然原因没有保存至今,但类似题材的绘画在敦煌壁画中却非常常见,并存留至今。对于唐人著述中的长安寺院以及壁画艺术、敦煌莫高窟壁画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因此报告着力从唐人著述以现存实物中的长安、洛阳寺院画题入手,探寻作为当时中国佛教艺术核心的两京地区对敦煌的影响。报告指出,与两京相比,敦煌当时只是一个边陲小镇,能有如此辉煌的绘画成就,应该与长安的西向影响有关。长安对敦煌的影响,是长安与整个西域文明关系中的一个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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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林佩莹(台湾辅仁大学)

发言题目:日本圣德太子与唐代壁画关系考

报告通过传为《日本圣德太子像》的一件藏于日本的8世纪朝鲜绘画作品与一系列7至8世纪的唐代皇室墓葬壁画、敦煌莫高窟130窟壁画进行比对,来探讨唐代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问题,尤其是唐代文化对东亚地区的物质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影响。《日本圣德太子像》在日本被称作“唐本御影”,显示出这件作品在中古时代被视作是唐代画家手笔。通过分析绘画上的服装纹理,可以认定此件作品确实属于模仿唐代绘画风格的一类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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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郭磊(韩国东国大学)

发言题目:华严学在韩国的传播:以灵辩<华严经论>为中心

报告通过《华严经论》的传播,从另一个视角再现了中古时期东亚佛经及其相关著作的传播途径。五世纪初期江南地区翻译的《华严经》对中国乃至东亚地区的汉文佛教圈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七世纪由智俨以及法藏确立了华严教学的传播,这也促成了朝鲜半岛华严学的发展。各种有关华严的著作相继传入韩国,灵辩的《华严经论》也在其中。因为灵辩的著作是对智俨、法藏之前华严思想的理解,所以有着重要的意义。该书原有一百卷,但是现在传世的只有收藏在韩国和日本的各六卷,以及敦煌文献中的一些短篇。《华严经论》在朝鲜半岛的高丽时代曾被收录到藏经中刊印流通,由此可知其在韩国佛教发展中的影响。



第二场
佛教艺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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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卢丁

本场共有4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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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何卯平(首都师范大学)

发言题目:<番王礼佛图>创作年代考

报告通过新的材料,对现藏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的10 世纪赵光辅的《蕃王礼佛图》提出新的看法。过去学者认为此卷是宋元人摹品,但由于画家赵光辅生卒年不详,诸家考证虽各据其理,方法却以旁证考释为多,故而举证牵强。报告自《钦定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定名《蛮王礼佛图》入手,尝试以宋与少数民族关系史的角度及其流布于文化、习俗层面的特色现象为依据,耙梳赵光辅本人创作此图的原由,论证该作品的创作时间为北宋 11 世纪 1033 年之后,并由此提出佛教艺术造像中的“西夏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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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马歌阳(日本早稻田大学)

发言题目:东京国立博物馆藏甲寅年王延孙造背光考——试论其包含的南朝元素

报告从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王延孙造背光入手,探讨这件为朝鲜半岛制作的作品上所蕴含的南朝佛教元素。王延孙造背光为法隆寺献纳宝物四十八体小金铜佛像的其中一件。目前本尊佛像,两侧的胁侍像以及台座皆佚失,仅留背光。背光后书造像题记,“甲寅年三月廿六日,弟子王延孙奉为现在父母敬造金铜释迦像一躯,题父母乘此功德,现身安隐,生生世世,不经三涂,远离八难,速生净土,见佛闻法”。由此可知,其造于推古天皇二年的“甲寅年(594)。从造像题记的用语来看,日本学界一般认为它是由高句丽制作并传入飞鸟时代的日本。报告一方面分析了铭文内容,厘清发愿文当中所包含的信仰崇拜,以及铭文与南朝造像记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探讨了背光形制,辨认背光中所包含的图像要素,找出这些图像要素与南朝造像之间的联系,挖掘其内在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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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张同标(华东师范大学)

发言题目:孟加拉国波罗时期的佛塔建筑和佛教造像

报告以孟加拉各地出土的佛教遗迹及收藏的佛教作品,讨论了作为尼泊尔及藏传佛教来源的孟加拉当地佛教艺术情况。孟加拉国的密续信仰和佛塔佛像等主要流行于波罗王朝时期,相关研究相对薄弱。波罗佛寺以佛塔为中心,四周是排列成围墙的僧房,中心佛塔为十字形平面布局,既是礼拜对象,又是佛像的集中地。主要的波罗佛寺集中在孟加拉国西北部,有著名的帕哈尔普尔大寺及其毗邻的阇伽达罗大寺。此外,最近由中国湖南考古队发掘的毗诃罗普尔佛寺遗址构造亦与西北诸寺相同。波罗佛教积极吸纳改造了呾特罗教和印度教的神祇信仰和图像谱系,多种宗教图像并存不悖,彼此牵就,密续图像由此急剧扩张,极一时之盛。同时,作为装饰镶嵌在佛塔外墙,视觉特色尤为明显的红陶模印画像砖,其题材则涵括了当地其他宗教信仰和风俗传奇。孟加拉佛教艺术强调繁缛琐细的种种细节以及密续教理的逐一对应,重视密续教理胜于艺术表现,具有强烈的模式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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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朴城君(广州大学)

发言题目:阿须伦的窜入与讹造:兼论佛经义理与图像的龃龉

报告以阿须伦(阿修罗)窜入六道轮回与造像流衍为线索,考察阿修罗造像与原始经义的龃龉不实。由此,报告引申至目前佛教美术研究之中惯常流行的经像对释方法,以及对佛典经义本身不明不察不解所带来的研究短板与盲点。同时,报告还兼论佛法的流变与横行的伪经,对于佛教造像带来的纡曲与深远影响,探讨佛教美术研究的归旨与新的思路。



第三场
佛教艺术(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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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翎

本场共有5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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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Y.S. Alone(印度尼赫鲁大学)

发言题目:印度西部佛像的演变 (Development ofBuddha Image in Western India)

报告以印度西北部开凿于公元2-5世纪的两个石窟为对象,讨论了印度早期佛像的特点和断代问题。一般认为,受南传上座部佛教观念的影响,印度西部的佛教造像兴起较晚。报告则通过分析两个石窟中不同时期的窟形、造像和装饰特征,认为位于印度西北部的可内里石窟(Kanheri Cave)和阿旃陀石窟(Ajanta Cave)中的诸多佛教造像可追溯至公元2至5世纪左右。这填补了过去认为的印度佛像2至5世纪之间的时间空白。通过这两个案例,报告提示我们,在划分石窟造像时代时,不应该依据单尊的佛像来判断石窟的开凿时间,而应该按照石窟整体进行综合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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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熊文彬(四川大学)

发言题目:西藏阿里札达县译师殿壁画调查——兼论古格故城坛城殿和托林寺杜康殿壁画题记与年代

报告通过札达县译师殿、古城坛城殿和托林寺杜康殿壁画题记的识读和考证入手,结合文献和风格比较,对这些遗迹壁画创作的相对年代进行了讨论,以期为同一时期其他遗迹年代的比定提供有益的参考。阿里札达县的古格故城、托林寺等寺庙石窟早已成为西藏阿里地区10 世纪以来文明的地标建筑,并持续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这些寺庙石窟虽然或多或少都题写有题记,但囿于史料,对其时代的断定,学术界一直采用类型学或风格类比来比定,所推定的时代的范围因此难免宽泛和有失准确。科学、准确地界定这些重要遗产的年代,一直是考古学、艺术史和历史学者们面临的难题和努力的方向。报告通过对译师殿中对于祖孙三代的古格王——释迦沃、洛桑饶丹等的题记内容释读,分析了译师殿的修建年代,并推测了坛城殿、托林寺红殿等重要寺庙建筑的修建年代,重构了古格王朝佛教艺术的时间序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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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任平山(西南交通大学)

发言题目:传奇、建筑、容器:吴越阿育王塔缘起

报告通过对鄮山灵塔的历史分析,追溯了五代吴越国流行的阿育王塔的来源。报告认为,鄮山灵塔崇拜 7 世纪已然盛行。这座尺四小塔的圣神属性由晋僧慧达(刘萨诃)传奇性的考古发掘所确立。刘萨诃巡礼阿育王塔故事始于 5 世纪。6 世纪梁武帝佞佛,发掘长干寺舍利,推动了刘萨诃故事的演绎。萧衍以七宝塔安置长干寺舍利,造就了鄮山阿育王塔的原型。7世纪,这种容器替代建筑,成为阿育王塔的实指,受人礼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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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卢丁(四川大学)

发言题目:南诏大理国阿嵯耶观音造像源起再考

报告在《阿嵯耶观音造像源起考》、《解析 <南诏图传>背后的历史隐情》的基础上,通过阿嵯耶观音出现的相关史料分析,以及目前发现的南诏佛教美术遗物的研究,对阿嵯耶观音出现的背景和成为南诏王室供奉的成因做进一步的探索。阿嵯耶观音是南诏、大理国时代,王室供奉的神祗,海内外相关研究中,关于造像及样式的源起各种问题现在尚不清晰。报告认为,安化公主许婚隆舜的和亲使命的失败,使得南诏境内和大唐西川相关的僧侣团队受到打击,加之同年昆仑国向南诏的进献促使了阿嵯耶供奉的缘起。说明当时的皇位继承者已经有了危机意识,想通过《南诏图传》强调巍山回起、铁柱祭天的宣传,强化蒙氏君权神受的概念,以阿嵯耶观音为圣教之始,目的是强化供奉阿嵯耶观音的僧侣教团的地位,否定西川僧侣宣扬的玄奘授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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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汪珂欣(南京大学)

发言题目:四川东部水月观音造像成因研究

报告从佛教传入四川东部这一特定地区产生的现象入手,分析四川东部水月观音造像样式与供奉背后的地域文化因素。报告注意到水月观音与地域文化、供奉人群之间的关系,认为五代宋的水月观音随佛教造像传入川东后,从早期的半跏思惟坐逐步演变流行为自在坐、游戏坐样式,尊格逐渐变高,水月观音开始融合了当地兴盛的治水文化为核心的龙女造像出现了较新的水月观音造像图式组合,这一系列在川东地区的变化背后存在着地域性因素,与当地文化、自然环境、官方政策、修造工匠及供奉人群有关



第四场
道教艺术与民间宗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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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李凇

本场共有7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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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陈亮(奥地利维也纳大学)

发言题目:汉镇墓文所见道巫关系的再思考

报告尝试在系统整理东汉镇墓文及相关镇墓器物的基础上,对处于争论中心的道巫关系问题作出新的回应。本次报告关注的对象——东汉镇墓文是一类放置在墓中,功能和形式都颇为复杂的葬仪文书。关于这类文书的作者或者仪式施行者的身份,长久以来存在着早期道教教团的道士和术士(或者巫)这两种不同的观点,迄今尚无定论。鉴于这类文书对理解东汉来世观念和宗教信仰尤其是道教起源问题的重要性,在不预设立场,不采用孤证,整理镇墓文内容和从内部寻求互证的基础上,报告首先释读铭文和辨析关键词,其次对“三尸”类符箓进行重新解析,最后通过比较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如铅人和五石以确定这些仪式施行者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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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王汉(重庆大学)

发言题目:“神对” 与神仙: 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的意义与南齐帝王信仰

报告对比了南齐墓葬出土的多幅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并追溯南齐宫廷历史背景,重新识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在墓葬中的作用。由于南齐明帝萧鸾(452-498年)登基前,统治阶层的主流信仰为佛教,而其登基后则变为道教巫术,导致了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像在墓葬中的意义产生了变化。以南京宫山墓为代表的前期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印壁画体现的是对高士生活的追求,反应了当时流行的“神对”思想,即墓主人与前贤坐卧相对,以体味圣贤之精神。而以丹阳仙塘湾墓、金家村墓、吴家村墓为代表的后期图像则与其它题材壁画一起出现,成为帝王礼仪的组成部分,可能表现的是墓主人死后升仙的排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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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Lennert Gesterkamp

荷兰乌特勒支大学

发言题目:山水远游: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及其道教含义

报告在重新探索《千里江山图》构图特点和图像成分的基础上,试图阐明其中隐含的道教因素。《千里江山图》通过多种不同的构图方法完成图像的描绘,并在代表西北方向的画面安排了由山水组成的“门”。这一做法与道坛在西北安置天门的方法是一致的。在图像上绘制天门或者阙的传统可以追溯至东汉,并得以在山水画中传承。在《千里江山图》同时代的宋代绘画,如《溪山清远图》,《江山万里图》均在西北方向构建了与《千里江山图》相同的“天门”。加上背景中的平原对《度人经》观念的回应,以及图像中本身存在的道坛、茅棚等细节,显示出《千里江山图》与道教仪式过程和道坛布置都有密切关系。这些元素使得这幅山水画变成一个道教的完美远游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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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张隽(四川大学)

发言题目:“妇人启门” 再探——从宋代风水学说起

报告试图聚焦以河南地区为主,结合山西、山东、陕甘宁地区出土的宋金妇人启门图像的相关发现与文献记载,将“妇人启门”图像放在当时的墓葬语境下,以期从宋时所流行的风水观念以及丧葬观念的角度,来解读“妇人启门”所启之“门”的真正含义。“妇人启门”这一图像在中原地区多出现于正北位置,而该位置在风水书籍如《阴阳冢墓入地深浅法五姓同用卌五家书》(P.2550B)、《阳宅十书》中被认为是大吉方向,应该采用“宅大门小”的方法设门。而“妇人启门”图像在宋金中原地区墓葬北壁上的流行印证了宋人在丧葬仪式中对风水理论的遵行,反映了当时风水之说的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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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Ilia Mozias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

发言题目:作为仪式的双修 (Sexual Alchemy as aRitual)

报告通过三本明清时期关于道教双修的书籍——《金丹真传》、《金丹节要》和《采真机要》,试图厘清历史上道教双修的性质和过程。这一研究的难点在于,由于文献中术语和概念的长期混用,双修仪式极难与道教独修、房中术区分。报告认为,双修并非房中术,而是一种模仿天地万物造化过程的道教仪式,整个过程重点在于仪式本身而非其他。进行双修的目的是为了净化修炼者的行为,使其摆脱情欲,最终得以专注于自我的内丹修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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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赵伟(中央美术学院)

发言题目:“南北水陆”辨》 

报告通过对“南北水陆”仪轨和现存水陆壁画神祇图像构制的比较,以及 “南北水陆”说法的溯源,来重新探讨“南北水陆”说的可靠性。近年来,随着水陆法会和水陆画研究的兴起,有关“南北水陆”(南北水陆法会)的问题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虽然关于这一问题有着多种说法,但各家观点相互间亦多有矛盾。报告从前人观点间的分歧和共识展开,在分析了图像和文献内容关系的基础上,追溯“南北水陆”说的源头,认为该说是明末僧人智旭受董其昌南北宗论的影响,为弘扬莲池大师功德所做的故意夸大“南水陆”行为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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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李艳(四川大学)

刘延刚(绵阳师范学院)

发言题目:文昌信仰与戏剧

报告关注于明清时期与文昌帝君相关的戏剧,并探讨了这类艺术背后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司禄掌文衡的科举之神,文昌帝君不仅在明清时期拥有大量以其为主角的道教劝善书,还频繁出现在明清戏曲中,对当时民众的生命、生活有着广泛影响。而在这些戏剧中,与文昌帝君有关的神助情节宣扬了由扶乩、梦兆来预示科场命运的占卜信仰和由“德行”“阴骘”决定科考的科名前定论。这一现象体现出文昌信仰从道教神仙思想演变向伦理化、世俗化的演变过程,反映了道教在明清时期信仰下移的过程中三教合一、与民间信仰的结合。


第五场
世界宗教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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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常青

                   本场共有2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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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Matteo Compareti

(意大利拿波里大学)

翻译:李思飞(哲学硕士)

发言题目:在中国新见一入华粟特人石椁上的琐罗亚斯德教场景 (ZoroastrianScenes on a New Sino-Sogdian Sarcophagus Found in China)

报告探讨了西安史君墓出土的石椁和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一件6至7世纪的粟特人石椁上的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因素。自4世纪以来,粟特人大量迁居中国,并在6世纪左右出现一大批具有粟特人艺术特色的石棺床、石椁等。报告指出,这些艺术品上的图像蕴含了诸多琐罗亚斯德教元素,反映了粟特人的信仰。以史君墓石椁为例,其上的过桥图像实际上反映了琐罗亚斯德教对于冥界的认识。而国博藏石椁的图像既表现了当时广泛存在的粟特宗教艺术元素,同时也出现了诸如四方守卫、头戴日月王冠的墓主这类特殊的艺术形式,反映了当时各种不同文化的交融和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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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胡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

发言题目:胜利女神与密特拉屠牛

报告通过对罗马艺术中流行的密特拉(Mithras)屠牛图像与胜利女神屠牛图像的对比,分析了密特拉屠牛图像的来源以及其背后隐藏的文化融合交流历史。密特拉信仰的宗教仪式场所太阳洞(Mithraeum)遍布罗马帝国的各个角落,其中最为常见的核心图像即是“密特拉屠牛”(tauroctony)。由于缺乏密特拉教义的文献,关于这个图像的含义众说纷纭。报告认为,密特拉屠牛图像为罗马通过自身图像和认知传统原创,而并非来自原始的密特拉教义。一方面,这一图像与胜利女神屠牛图像在图像内容、表现方式上高度相似;另一方面,“密特拉屠牛”图像兴起的图拉真统治时期正是胜利女神屠牛图像大量出现在纪念碑上的时间,两者在流行时间上也存在重合。因此,这两个图像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但同时,这两类图像在内核上并不相同,作为叙事图像,胜利女神看向牛,而密特拉眼神游离于屠牛动作外。这反应了罗马人对图像认知的转变:密特拉屠牛是一个独立的,非叙事图像,因此其眼神具有被独立观看的主人公意识。

第六场
宗教艺术美学、哲学与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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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张同标

                本场共有4位学者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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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海维清(四川大学)

发言题目:古格王朝宗教壁画舞蹈图像的符号美学考析

报告借助古格王朝壁画图像中的舞蹈衍义符号以及相关宗教历史、文化、艺术研究成果,以舞蹈符号美学之视角切入,考析壁画所反映的藏地舞蹈在不同宗教信仰的融入和历史的转变下所展现出的美学观念和表现形式上的变迁。10世纪中期藏西北地区,由阿里王系建立的古格王朝因其宗教、文化及政治影响力在彼时“四大王系”中占据了“分治时期”最为辉煌的一页。为了宣扬教义和巩固统治的需要,古格王朝的舞蹈担当教化、宣传的功能在此阶段进一步得到强化。报告指出,随着“后宏期”佛教在古格的复兴,佛、苯之间的斗争与融合过程直接促进了古格时期藏族本土舞蹈与外来舞蹈文化的交流、碰撞,使古格舞蹈不断地从宗教文化中汲取新的艺术内涵,并由此确立了诸如女性“S”型体态特征以及“拧身、曲膝、塌腰、懈胯”等后世藏族舞蹈符号的美学基调。藏族舞蹈艺术逐步脱离“苯教”文化背景下“朴野、狞砺、狂热、古拙”的原初阶段,开启“藏传佛教”舞蹈美学以“典雅、飘逸、热烈、虔敬”肢体符号为代表的新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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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周敏(北京大学)

发言题目:寒山拾得图像的演变及其美学意义

报告探讨了寒山拾得图像在历史上的转化,以及其中所反映的率真自然的“逸品”美学。寒山、拾得及其诗歌自中唐时期出现以来,就以其形象的透脱自在和其诗歌的清雅通俗深受人们的喜爱,后世传至日本、韩国、甚至美国也颇受推崇。历史上寒山、拾得形象虽经过多种不同的转变,从最初的佛教高僧,到宋元时期的超逸禅僧,至明清时期的和合仙人,但其主要特征一直保持为展卷持帚、蓬头大笑、相貌丑怪、酣睡。这些特征表现出超越现象世界的美丑,直达如自性真面目的禅意。这样的美学意义与禅宗的历史发展有密切关联。寒山、拾得图像代表着早期“逸品”画风,即非画之本法的野逸粗率画法,激活、调整着正法的发展脉络。由此,寒山、拾得的形象及其诗歌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充当了一种不断激活、补充、丰富正法之“道”的潜流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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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蔡钊四川大学

发言题目:中国器乐的心性特征

报告旨在探索中国器乐的核心哲学问题——心性论。以往对中国器乐的研究主要从音乐形态、功能及发展现状入手;而从音乐的本质——心性层面出发,从整体特征、重人心而非琴器、内通之路等方面阐释中国器乐的演奏者如何习琴以及如何为人,则十分鲜见。报告认为,中国器乐从古至今一直将情感、意志、自由、道德、审美等问题作为主要任务。而只有抓住了人的本质——让心灵去不断地追求、创造、超越,才是找到中国“乐道”真正智慧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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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人:杨乘虎(北京师范大学)

刘扬(澳门科技大学)

发言题目:千年菩提路的传播节点: “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佛教文化传播

报告从文学艺术的佛唱与结晶、文化自信的佛教贡献、地域交流的和谐使者几个层面,来探讨佛教文化的传播在当今世界的背景下所具有的借鉴性和现实意义。佛教自汉代由古印度传入中国以来,其教义及思想不断与中华文化相互影响交融,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以及现象。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路径以及节点的把握,使得这一“外来宗教”在中国发扬光大甚至超越了其诞生地并且传承千年,成为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报告指出,当今佛教文化通过多种优秀的影视剧以及其他艺术作品的传播,将佛教概念传递向大众,走出国门,远播世界。这一现象在“一带一路”倡议以及“讲好中国故事”、“增强文化自信”的背景下,具有极其深远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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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胡听汀 杜松

                                                                                                           图片:刘振鹏

                                                                                                           责编:汪珂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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