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下午13时30分，第五场专题研讨开始。本场研讨聚焦唐代佛教艺术，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姚崇新教授担任主持人。敦煌研究院编辑部副研究员丁得天、牡丹江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高晏卿、日本武库川女子大学附属综合博物馆研究员兼佛教大学文学研究科研究员平法子、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王婷、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邓新航等5位学者依次发言。

< 13:30-13:55 >

丁得天（敦煌研究院编辑部  副研究员）

《敦煌石窟中番禾瑞像及其题材的图像组合与演变》

番禾瑞像又称为凉州瑞像、圣容瑞像等，源于高僧刘萨诃西行途经番禾县(今甘肃永昌县）所作预言及故事。丁得天老师首先介绍了刘萨诃的基本情况，推测该瑞像或早在北凉时期已经形成。随后丁老师指出，番禾瑞像多见于河西走廊或邻近内蒙古地区的石窟寺遗址以及四川、山西等地的石窟、造像和古遗址中。据此类造像特点可将其分为四类：单体塑像或画像、组合式塑像或画像、史迹类组合画像、大幅经变画。这四类造像随着朝代更替，至西夏达到鼎盛，并分别演化出了不同的表现形式，于西夏以后归于沉寂，呈现了以番禾瑞像为主的一种强大的地方性信仰随朝代更替而逐渐演化的过程。

< 13:55-14:20 >

高晏卿（牡丹江师范学院美术与设计学院  副教授）

《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藻井宝相花中对叶形纹样分析》

高晏卿副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对叶形纹样”展开。高老师首先分析了对叶形纹样的命名及对叶形纹样的诸多早期实例，认为对叶形纹样存在着西方渊源的可能。接下来，高老师将莫高窟唐前期洞窟藻井宝相花中的对叶形纹样分为四期，她认为敦煌莫高窟唐前期藻井宝相花中的对叶形纹样，经过唐前期第一期的探索尝试，于第二期开始大量使用。佛座莲瓣中装饰对叶形纹样的实例在莫高窟主要见于唐前期第二期，尤其第 220 窟的相关实例证明了该窟造像与长安一带的紧密联系。至唐前期第三期，藻井宝相花臻于鼎盛，对叶形纹样是其最重要的花瓣形式之一，尤以第 217 窟为代表。而唐前期第四期，藻井宝相花中对叶形纹样的实例趋于减少。

< 14:20-14:45 >

平法子（日本武库川女子大学附属综合博物馆  研究员；佛教大学文学研究科 研究员）

《先导的“昆仑奴”图像考——以敦煌维摩诘经变〈国王及诸王子问疾图〉为线索》

平法子研究员以敦煌维摩诘经变《国王及诸王子问疾图》为线索对“昆仑奴”图像展开讨论。首先，平法子研究员对昆仑奴的概念以及外貌特征、昆仑奴图像的先行研究进行了介绍。随后她根据年代的先后，分三个时期讨论敦煌莫高窟维摩诘经变《国王及诸王子问疾图》的形式变迁，认为昆仑奴以“先导者”身份引导国王及诸王子前行。接下来，平法子老师对昆仑奴捧举的山形供品或香炉的作用与意义展开分析，她认为二者皆为“香”供养的象征，并提出昆仑奴与“香”结合的原因在于两者皆源于南洋。最后，平法子老师指出，“问疾”是佛教徒的风俗习惯，主要不是慰问病人，而是意识到病人与访问者的论辩。经变图中，国王及诸王子入毗耶离城的场景，则表现聚集维摩诘舍听法的前阶段场面，也是一种佛教仪式。昆仑奴作为先导者是为了驱除邪气，而其持物选为“香山”或“香炉”，这些“香”即是献给维摩诘的供品，期望在传经中驱除邪气而保持圣洁的空间。

< 14:45-15:10 >

王婷（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馆员；四川大学艺术学院  博士生）

《关于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的几个问题——以梓潼卧龙山千佛崖阿弥陀佛五十菩萨为中心》

王婷老师的报告以梓潼卧龙山千佛崖阿弥陀佛五十菩萨造像为对象，围绕《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的几个问题展开。在题材认定上，很多案例并不能定义为严格意义上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根据现存资料，严格意义上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系列仅现存8处9铺。随后，王婷老师分析了图像、时代与谱系的问题，她认为，如果以梓潼卧龙山1号龛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作为该图像的标准图式，那么绵阳碧水寺 19 号龛和日本法隆寺 6 号壁画与其具有高度相似性，因此，梓潼卧龙山1号龛的阿弥陀佛五十菩萨图可作为该系列图像研究的图本，而敦煌莫高窟第332窟、四川巴中、通江、旺苍等地现存的其它阿弥陀佛与五十菩萨造像为发展出的系列图像。最后王婷老师对于该题材的内涵与功能进行了分析，指出北齐时期的阿弥陀佛五十二菩萨与昙鸾的净土思想有很大关系，五十菩萨更可能是指五十阶位，代表了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观音与大势至两大菩萨为等觉阶位。昙鸾的往生果报阶位论正好与现存的早期图像的表现特征相符合。

< 15:10-15:35 >

邓新航（重庆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副教授）

《四川安岳唐宋石窟背光艺术研究》

背光艺术是佛教装饰艺术中的一大宗。邓新航副教授的报告主要以四川安岳唐宋石窟为中心，对佛造像的背光艺术展开论述。首先，邓老师对四川安岳唐宋石窟佛造像背光的基本外形进行分类和分期，随后，介绍了四川安岳唐宋石窟佛造像背光的纹样分类以及不同的纹样组合。在此基础上，邓老师总结了四川安岳唐宋石窟佛造像背光的创造特色，指出其体现了光明圣洁的神性内涵、对称均衡的形式美感、简繁大小的等级区分以及多种雕刻技法的综合运用。某种程度上看，安岳唐宋石窟背光艺术是巴蜀唐宋石窟背光艺术的缩影，在佛教装饰艺术史上具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