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日上午9时25分，第四场专题研讨开始。本场研讨聚焦南北朝佛教艺术，由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研究所所长朱浒教授担任主持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哲学系吴虹讲师、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张雪芬研究馆员、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金建荣教授、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于春教授、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赵诣助理教授等5位学者依次发言。

< 9:25-9:50 >

吴虹（复旦大学哲学学院艺术哲学系  讲师）

《法身观和“秀骨清像”的形成试论》

“秀骨清像”是中国佛教艺术史中的第一次汉化发展，标志着佛像发展出汉地本土的样式风格。吴虹老师从佛像观念的角度切入，首先就过往学界对秀骨清像风格的形成和流行原因进行了梳理。随后，通过分析造像记发现，造像记中对于佛像的描述用词也多借用玄学用语，说明了人们在理解佛像和易象上的类似性。在此基础上，吴老师比较了玄学言意之辦和魏晋高僧对于法身观的解读，她认为在受魏晋玄学影响的法身观的认识下，佛身不再是神仙、圣人的物质性的身体，而被视作蕴含了玄远法身的义理的“象”，也因此，观佛身就可以体悟佛法，启悟真理。最后吴虹老师认为在玄学盛行、言意之辩背景下的中国化的法身理解，可能极大程度形塑了民众对于佛的想象和对其形象的认识，同时也为理解随后出现的抽象、飘逸的“秀骨清像”风格提供了更内在的线索。

< 9:50-10:15 >

张雪芬（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  研究馆员）

《由洞窟停废谈庆阳北石窟寺165号窟的营建》

张老师从洞窟停废的角度出发，对庆阳北石窟寺第165窟的营建问题展开讨论。首先，张老师对第165窟的基本情况及其兴建停废迹象进行分析，发现未完工的造像很多，且聚集在洞窟前壁。随后张老师对比南石窟寺第1窟、北石窟寺第165窟之间的差异，认为两窟开凿的工程思路及供养理念相差较大。她顺势继续对奚康生泾州轨迹及崇佛特征进行梳理，推测第165窟的营建当与奚康生无关，其功德主另有其人。同时，张老师结合庆阳北石窟寺所处的地理位置、山累的个人经历及背景，认为不排除山累才是第165窟功德主的可能。接下来，张老师对第165窟的创建与停废进行延伸思考。她认为第165窟的营建虽与奚康生无关，但其停废可能与奚康生永平二年创建南石窟寺的活动有关。最后，张老师指出，北石窟寺 第165 窟中造像风格与龙门宾阳中洞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看，第165 窟甚至为我们遥想景明初年，大长秋卿白整所规划的龙门石窟宾阳洞原貌提供了可能。

< 10:15-10:40 >

金建荣（淮阴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教授）

《笈多式背屏对龙门石窟唐代造像背光的影响研究》

金建荣教授的报告主要围绕笈多式背屏对龙门石窟唐代造像背光的影响来展开。金教授首先对比大万伍佛洞造像背光与南北朝时期佛教造像背光的样式，判断这种背光样式在形制结构、题材和内容上与南北朝时期造像背光存在差异，认为其既融合了古印度笈多时期佛像身后的背屏装饰样式与内容，又结合了中国本土特色山川日月与飞天等形象，是新的创造。随后，金教授对这种佛教造像背光中椅座以及装饰的演变与输入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可追溯到亚述时期的中亚地域国王的宝座与神兽图像。接下来，金教授通过举例介绍中国与古印度、中亚频繁的文化交流，讨论了笈多式背屏对龙门石窟倚坐造像背光的影响路径。报告的最后，金教授认为，这种造型独特的佛教造像背光式样是外来文化与本士文化的完美结合，并在其本土化的演变过程中，不断融合创新，形成了独特新颖的造型式样。

< 10:55-11:20 >

于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教授）

《“玉像”考——以海外藏“黄花石”造像为切入点》

于春教授的报告以造像材质为切入点，首先介绍了海外藏“黄花石”造像的概况，并对以往“黄花石”的概念进行了修正，她认为“黄花石”造像一词来源与东部地区有关。随后，于教授通过对“玉像”的材质演变及其背景的分析指出，最早的玉像是所谓的“黄花石造像”，出现在北魏晚期，其历史背景应该是北魏后期的汉化改革，同时，白色大理石佛像的源头可能是来自狮子国的“白玉像”，南朝是其传播通道，且由于透闪石和蛇纹石贵重稀少，白色大理石成为了 “玉”的最佳替代品。最后，于老师认为北朝、唐代白色大理石造像的流行是玉文化与佛教融合的体现。

< 11:20-11:45 >

赵诣（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历史及文化学系  助理教授）

《Iconic Narrative: the Pensive Bodhisattva and Tuśita Heaven》

赵诣老师首先谈到，思惟菩萨作为一种泛亚洲的图像范式，一直引发各路学者思考，有将思惟菩萨比定为悉达太子、弥勒菩萨、补处菩萨、弥勒观信众、苦行禅、发菩提心等各种观点。通过对比大量实物资料和文献，赵老师指出，在云冈二期石窟中，思惟菩萨暗含成佛之意及进入兜率天之语境。6世纪上半叶，思惟菩萨进入供养人图像序列当中，暗含供养人成佛的途径；6世纪下半叶，单尊思惟菩萨大量出现，是供养人在未来成佛的写照。赵老师通过梳理图像发现，中国所有思惟菩萨像都不是叙事的，只有树与人的组合，在逐渐符号化的过程中，可能含有了“发菩提心，成菩萨道”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