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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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力消费”视域下城市形象片的叙事转向与美学重构

杨怡静

摘要：伴随着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环境的逐渐成熟与影视制作技术的不断普及，“想象力消费”快速崛起，我国城市形象片的内容生产方式、视听美学风格、影像审美形态、传播消费方式等随之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出从官方叙事转向民间叙事，从真实性叙事转向想象力叙事，从宣传叙事转向消费叙事的一系列悄然转变。这不仅是媒介环境和技术力量推助的结果，也是互联网时代由“想象力消费”所引起的必然现象。然而，“想象力消费”在促使城市形象片叙事转向的同时，也易引发意义能量稀薄甚至无意义的奇观化审美倾向，值得警醒与深思。

关键词：想象力消费；城市形象片；民间叙事；想象力叙事；消费叙事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环境的逐渐成熟、影视制作技术的不断提升与持续普及，“想象力消费”快速崛起。陈旭光教授指出：“所谓的‘想象力消费’，指受众（包括读者、观众、用户、玩家）对于充满想象力的艺术作品的艺术欣赏和文化消费。”“想象力消费”不仅在电影领域中出现，在更为广泛的影像文化领域，如在城市形象片的生产创作与传播消费过程中，也是值得关注的重要现象。近年来，“想象力消费”的快速崛起，使得我国城市形象片的内容生产方式、视听美学风格、影像审美形态、传播消费方式等，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出从官方叙事转向民间叙事，从真实性叙事转向想象力叙事，从宣传叙事转向消费叙事的一系列悄然转变。

一、叙事主体之变：从官方叙事转向民间叙事

我国城市形象片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末期，1999年山东省威海市在央视投放的短片《威海,China！》通常被视为我国城市形象片创作的开端，此后城市形象片在各大城市兴起并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涌现出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如2003年张艺谋导演拍摄的《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便是这一时期城市形象片的典型代表，该片以温婉柔情、真实可感的叙事格调，通过讲述者“我”的审美感受引领观众感悟成都众多审美文化形象的内在张力，给人以亲近感与认同感，淋漓展示出成都这座城市的地域文化特色与人文精神姿态，在提升城市知名度与美誉度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我国早期的城市形象片创作大都依托于政府和官方主流媒体，政府是城市形象塑造的设计者与规划者，电视台等主流媒体是城市形象的记录者与传播者。政府和官方主流媒体作为这一时期城市形象片的叙事主体，在创作行为与叙事呈现中表现出鲜明的招商引资、旅游推广、赛事宣传、品牌营销、形象塑造、文化传播等实用性功能诉求。可见，我国早期的城市形象片往往是各地政府行政力量参与下的“文化软实力”展示，表现出典型的官方叙事特征。

伴随着互联网时代“想象力消费”的崛起，我国城市形象片在传统官方叙事模式之外，不断涌现出大量的民间创作行为与民间传播现象，如由独立制作人、独立制作团队等非政府机构、非官方媒体创作的民间城市形象片，表现出与传统官方城市形象片的明显差异性，呈现出从官方叙事到民间叙事的转向。在传统媒体时代，城市形象片的创作与传播通常都是政府行为而非民间行为，除了创作动机的因素之外，很大程度还受到制作技术、传播渠道等瓶颈的制约。近年来，影视制作技术的提升与普及、网络传播平台的优化与完善，为城市形象片的民间创作力量创造了蓬勃发展的契机，尤其是蕴蓄于民间创作力量中空前强劲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得以充分释放，民间话语以截然不同的叙事姿态持续兴起，极大地改变了城市形象片的创作方式、创意思维与传受模式，与传统媒体时代城市形象片的官方话语形成鲜明甚至是颠覆性的对比。

从创作方式上看，传统媒体时代的官方城市形象片在创意之初通常有来自政府等行政背景的创作要求与资金支持，在具体的生产创作流程中则主要依托于主流电视台等专业媒体进行拍摄制作，官方的背景、充分的资金与专业的团队是创作的有力保障。互联网时代，民间城市形象片的创作往往是独立个体或独立团队的自发性创作行为。例如2016年刷屏于微信朋友圈的城市形象片《香港的一百种面孔》以充满想象力的全新创意展示出香港这座城市的百变姿态，赢得了网友们的热情喝彩。而这部精彩的作品是由美籍华人创作者Brandon Li经过两周的筹备、一个月的拍摄和三个月的剪辑后完成的，全片除了部分镜头得到了朋友们的协助，几乎全部由创作者本人独立完成，可谓是一个人的创作团队、一个人的创意作品。

从创意思维上看，传统媒体时代官方城市形象片的主题特征显著、功能诉求明确。作为城市形象塑造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官方城市形象片在创意思维上，表现出媒介文本表意机制中的广告属性，因为肩负着强烈的城市品牌建设、城市旅游提升、城市赛事展会推广、城市招商引资宣传等城市营销诉求，故而在创意内容上往往与主流文化、精英文化有着较为深入的呼应关系。例如，杭州市政府在2016年G20峰会至2022年亚运会这一“后峰会、前亚运”的关键性发展时期，围绕着“打造世界文化名城”的既定目标，提出了全面提升杭州城市国际影响力的战略要求，并先后推出了《杭州印象诗》、《韵味杭州、城市印象》、《聆听杭州》、《杭州，不仅是一首诗》、《蝶恋杭州》等一系列文化意蕴深厚的城市形象片，并在主流电视媒体、大型展会现场等公共平台投放展映，以充分展现杭州的城市文化魅力。互联网时代，民间城市形象片的创作主体通常基于自发性的创作意图进行创作，具有一种个体情感喜好驱动式的创作动机，因此在创意思维的表现上自然也呈现出不同于官方城市形象片的两种倾向：一是注重城市体验与情感共鸣；二是注重城市想象与情感宣泄。而这两种倾向的共性特征又表现为非常个性化、甚至是极端另类化的独立影像意涵表达，故而在创意内容上往往与大众文化、草根文化，乃至各类亚文化有着原生性的互文关系。例如在B站（bilibili）等互联网平台上具有较高人气的一系列聚焦重庆的民间城市形象片中，《像素重庆——野生迷宫》将重庆抽象为灰暗阴冷的数字迷幻之城；《未来之城——赛博朋克重庆》更是将想象中的未来重庆描绘为重金属与高科技杂糅的科幻之地。人们固有印象中的重庆城市形象被风格化的影像所彻底颠覆并且全新重构了。于是，民间叙事话语描绘中的城市成为了想象的城市、异化的城市、虚幻的城市。

从传受模式上看，传统媒体时代官方城市形象片的制作与播出是一脉相承的联动模式，即由主流电视台拍摄制作，也由主流电视台等官方展播平台播出，对于普通电视观众而言往往是“坐在家里看城市”的欣赏感知状态，“就城市影像论，大众媒介时代城市形象片的重点在于‘脱域’，所谓人在家中坐，走遍全世界。这个所谓的‘走’，是指影像的移动，影像传输将远距离世界带入到人的视野中，‘脱域’是作为表征的影像带给人的一种虚拟状态。人未动，仍然处于固定的位置，并没有脱离地域。城市形象片就是此种‘脱域’的典型状态”。虽然这样的“脱域”在一定程度上会使得观众产生前往这座城市体验的愿望，但总体的传受模式还是表现为较为单纯的“创作--播出--接受”这一单向性维度。互联网时代民间城市形象片的传播是在网络新媒体文化中，民间创作主体主动自发的综合性传播，个体创作者或独立创作团队本身并不具备官方主流媒体的固定投放渠道，因此就发布机制而言，民间城市形象片的传播从一开始就只能充分的基于“互联网”平台进行，“互联网+城市形象片”成为民间城市形象片最为普遍的传播形态。从受众的角度来看，网友们对于民间城市形象片的审美感受，也不再只停留于较为被动的欣赏感知状态，受众的接受行为不仅表现为在网络平台上大量的点赞、收藏、转发、充电、写评论、发弹幕等实时互动行为，更表现出欣赏感知后强烈的前往该城市实地体验，并进行“打卡”、“自拍”等二度视频拍摄，以及“发微博”、“发朋友圈”等延时交互行为与持续消费行为。可见，民间城市形象片总体的传受模式打破了传统官方城市形象片“创作--播出--接受”的单向性维度，而呈现出“创作--播出--接受--再创作--再播出--再接受……”的循环互动性维度。

城市形象片叙事主体从官方向民间的转变，在叙事内核上势必会带来官方叙事话语和民间叙事话语的分野，这种分野的形成不仅是媒介环境和技术力量推助的结果，更是互联网时代由“想象力审美”与“想象力消费”所引发的一种必然现象。

二、叙事形态之变：从真实性叙事转向想象力叙事

城市形象片是城市形象展示最富影响力与感染力的途径之一，自其诞生之日起便不仅是对城市风貌的简单代言，还肩负着城市形象打造的文化属性与城市精神提升的审美功能。在人们的普遍印象中，传统媒体时代的城市形象片创作通常都会基于城市的地域文化基因塑造城市，是源于现实城市形态的影像描摹或镜像表达，虽然在具体的叙事风格与审美形态上呈现出不同的类型，如：北京申奥宣传片中众多审美文化符号之间巧妙的串联与组合体现了北京的人文历史、建筑特色与文化风采，表现出端庄大气的“景观叙事”特征；成都城市形象片《成都，一座来了就不想离开的城市》以人物的主观视点作为叙事线索，将城市的生活性格与生命质感娓娓道来，散发出温婉动人的“人文叙事”特征；嘉定城市形象片《LOVE嘉定》通过对雅致的老城、繁华的西街、清新的新城等多元化的影像空间呈现，巧妙地隐退了叙事时空，将影像幻化为充满诗意的美学力量，展示出了嘉定的文化性格与精神姿态，洋溢着沁人心脾的“文化叙事”特征。上述作品的叙事话语虽不尽相同，但究其叙事内核之本质，均是对于一座城市既有文化形象的影像传承与意蕴升华，是一种源于现实的“真实性”叙事。

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民间叙事话语为代表的城市形象片创作，逐渐开始打破并超越传统媒体时代城市形象片“真实性”叙事的审美诉求，转而开始追求“梦幻叙事”、“虚拟叙事”、“游戏叙事”、“娱乐叙事”、“二次元叙事”、“超经验叙事”等叙事审美形态。影像中的城市也不再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城市真实风貌而呈现，对城市“真实性”边界的打破，对城市客观形象的颠覆、重组和再创意，成为互联网时代城市形象片创作的常态，究其叙事内核之本质，是对于一座城市既有文化形象的影像超越与意蕴拓展，是一种高于现实的“想象力”叙事。

想象力是一种具有超越性与自由性的创意思想，“它是一种可以上天入地、跨海越洋、飞来舞去的思想实体，它能够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打破时间与空间的限制，使智力展翅高飞，洞幽察微，看到前所未有的新天地”。古往今来，艺术作品的创作离不开想象力，陆机言“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刘勰言“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均是对审美想象中打破审美对象的物质局限，而激发创作者想象力自由驰骋的生动描述。事实上，以往传统媒体时代的城市形象片创意也不乏艺术想象的元素，但影像的呈现大都是基于城市固有文化底本的、有社会现实依据的、有限的“现实主义想象”，更接近于审美联想。互联网时代，以民间话语为代表的城市形象片创意中的想象，则是打破传统文化约束的、超越现实城市生态的、无限的“超现实主义想象”，更接近于虚拟幻想。“互联网新媒介时代的‘想象力’，不同于以往文学、艺术理论中所强调的一般不脱离现实原型的想象，而更偏向于一种虚拟性、架空式、超现实的想象。”互联网时代中城市形象片所表现出的想象力不再是一种基于城市社会文化基因的现实主义想象力，而是一种诞生于网络数字媒介虚拟世界中的超现实主义想象力，即“后想象力”。正如陈旭光教授在论述“后想象力”时所指出的那样：“互联网时代的后想象力大多表现为‘拟像’的仿造（counterfeit）、生产（production）之后的仿真（simulation）阶段，成为完全没有现实摹本的超现实拟像。也就是说，同样是‘想象力’这个术语，后人类、后假定性、拟像时代的想象力，其内涵特征与现实主义甚至浪漫主义的想象力均有很大的不同。”

在互联网时代，“后想象力”成为城市形象片创意的核心命题，不仅是创作者自发的审美追求，也是对当下受众心理需求和消费需求的积极呼应。如果说以往城市形象片的叙事基点是力求通过充满传统文化底蕴和深厚人文情怀的城市影像文本建构，增强城市本地居民的文化认同感与归属感，促进城市外来观众的文化亲近感与向往感的话；那么近年来城市形象片创作的叙事热点则在于努力去寻求超越人们既往城市经验的城市书写，以“后想象力”达成城市影像叙事的“陌生化”表达。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较早提出的审美范畴，他认为：“艺术的手法是使事物‘奇特化’的手法和增加感知难度及时间长度的困难形式的手法。”在影像叙事中，陌生化意味着一种对传统叙事形态的打破，意味着一种对常规叙事话语的更新。在叙事呈现上，经过陌生化处理的影像表现出与旧有影像“拉开而保持的审美距离”，从而产生令人震惊的间离式审美效果。城市形象片的陌生化叙事追求正是在尝试打破传统媒体时代对于一座城市景观风貌的纪实书写。在“后想象力”思维的启迪之下，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在现实城市生活之外另辟蹊径，以异样的眼光审视城市、思考城市、想象城市，并基于网络媒体时代多元化的媒介载体，调遣强劲有力的影像修辞手段，以异乎寻常的视角以及变幻莫测的视听方式去感知、体味并呈现一种可以与现实世界没有直接关联，却更加丰富多元、更具审美张力的影像城市。这种由“后想象力”思维引发的城市形象片陌生化叙事，表现出鲜明的“自我表达”与“技术炫耀”特点。

首先，与传统城市形象片注重城市深厚历史文脉的彰显，而较为刻意回避艺术夸张与浪漫想象所不同的是，互联网时代以民间创意力量为代表的城市形象片创作，更善于摆脱真实历史与虚拟想象的矛盾纠结，而追求一种更为纯粹的自我表达与情绪抒发。传统媒体时代的城市形象片大都以官方叙事为主流，侧重于对一座城市精神文脉的真实提炼与展示。互联网时代的城市形象片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民间叙事行为，其创意生产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先天的带有数字影像虚拟化、抽象化、碎片化等特点，不断颠覆着传统纪实风格。尤其是近年来的民间创作群体中诞生了一大批“网生代”的个性化作者，尤其擅长运用数字化语言与虚拟化手段，创作出令人脑洞大开的另类城市形象。这种创意行为本身就是大众创意力量的生动展现，也与网络传播时代越来越多的青年人追求个性、崇尚自由等审美期待不谋而合。一系列充满想象力的作品热播于网络平台，其独具匠心的创意尤其令青年受众眼界大开，成为“他们进行社群认同、重新部落化的选择，也是他们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途径——生产、流通属于他们的青年亚文化、青年意识形态”。例如近年来赛博朋克风格在城市形象片创作中的盛行。赛博朋克，往往指涉由未来世界科技高度发展的人类文明与脆弱渺小的人类个体之间的冲突所形成的杂糅风格，具有某种反乌托邦的文化隐喻。在B站（bilibili）、抖音等网络平台上，几乎每座城市都有大量民间创作群体自主拍摄上传的赛博朋客风格的城市形象片，可谓是科幻版的未来都市幻象，散发出浓郁的个性化情绪色彩，也产生了极高的关注度。某种程度上看，城市形象片影像叙事中厚重精深的传统“人文历史”在悄然退席，而极端个性化的“虚拟想象”却在隆重登场。

其次，与传统城市形象片注重宣传、推广、营销等功能性展示所不同的是，互联网时代以民间创意力量为代表的城市形象片创作往往抛弃上述实用性功能建构，而成为一种典型的技术炫耀。在各大摄影摄像论坛上，有大量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用户生成内容）的城市形象片是基于时下最新摄影摄像器材的强大拍摄功能而诞生的异想天开般的创意，各类影视设备技术力量的不断优化、持续升级，为创作者提供了建构城市影像的一种全知全能式的“上帝”视角，创作者以迥然不同于往昔的创意思维和另类眼光，尝试换个角度呈现我们曾经熟悉的城市，再配合以极富想象力的拼接、组合、频闪、虚化等剪辑修辞力量的参与，人们得以用超经验的视听方式在城市之中感受飞檐走壁、上天入地、天马行空，从而体验现代影像的无所不能。显然，经过炫耀式的视听技术赋能，影像中的整个城市早已脱离了人们既往生活经验中的样态而变得全然不同了。当然，影视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们的想象力，也释放了人们的想象力。如果说，五十年前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用文字语言描绘的五十五座“看不见的城市”，只能存在于作家和读者的想象力之中；那么，在影视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每个渴望生活的灵魂心中那些“看不见的城市”，则完全可以被视听影像所呈现、被作者和受众以绚烂多彩的视听形式所看见。并不夸张地说，技术正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生活的每一座城市。

故而，“城市”作为物质空间融化在影像文本里，成为了一种技术展示的载体；“城市”作为精神空间镶嵌在影像文本里，成为了一种心灵诉求的寄托。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后想象力”叙事在内容上可能是虚构的、架空的、超现实的，但这种陌生化的审美形态，却也构成了人们认知世界、感知世界的一种方式。于是，充满“后想象力”的城市形象片作为一种影像媒介的桥梁，在满足受众心理需求与消费需求的同时，也达成了个人与城市、自我与世界之间的深层交互。

三、叙事效能之变：从宣传叙事转向消费叙事

传统媒体时代，人们通常习惯称“城市形象片”为“城市形象宣传片”，可见宣传功能是这一类型影像作品的核心要义。然而，近年来伴随着网络新媒体的全面普及与“民间”话语力量的逐渐崛起，城市形象片的叙事行为表现出充满“后想象力”的超现实美学特征，受众在前所未有的审美震惊中产生前往城市实地体验的憧憬向往，并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催生了更多城市消费行为。传统媒体时代城市形象片较为单一的宣传功能逐渐被互联网时代的消费效能所代替，呈现出从宣传叙事向消费叙事的转变。

“在互联网时代，狭义的想象力消费主要指青少年对于超现实、后假定美学、玄幻、科幻魔幻类、影游融合类作品的消费能力和消费需求。”事实上，青少年受众不仅在电影、游戏等领域具有强大的想象力消费能力与强烈的想象力消费需求，在城市形象片领域中青少年受众同样具有类似的诉求，并且就想象力消费所引发的具体消费行为而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电影领域的消费行为更为广泛。如果说，互联网时代电影观众的想象力消费行为大都是通过加入电影（如票房）及其衍生领域（如电影衍生产品、电影衍生项目）的经济运行而产生的；那么互联网时代城市形象片受众的想象力消费行为，则更多的是基于城市影像、城市媒介与城市消费的互动性经济运行而达成的。

传统媒体时代，城市形象片的宣传叙事引发观众的是审美行为，是一种较为静观式的“观看与欣赏”；互联网时代，城市形象片的消费叙事引发受众的不仅是审美行为，更在无形之中激发了受众大量的消费行为，是一种充满互动色彩的“体验与想象”。《赛博重庆——赛博世界的首都》、《奔跑在重庆》、《勒是雾都》、《未来之城——赛博朋克重庆》等由民间创作力量发布在B站（bilibili）上的重庆城市形象片中，洪崖洞、解放碑、长江索道、李子坝穿楼轻轨站、来福士广场等重庆城市网红景观，均以未来世界科幻感十足的视听风貌在影像画面中呈现，无一不是脱离日常城市生活实体的影像奇观。在上述作品中，弹幕的评论除了对陌生化影像的审美惊叹之外，更多的话题则集中于对重庆这座城市“我想去”、“我要去”的愿望表达，以及“我打卡”、“我去过”的炫耀展示。可见，“想象力消费”影响下的城市形象片审美体验与消费行为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在影像的第一轮体验过程中，具有现代性的虚拟想象凌驾于传统式的审美静观，这不仅满足了想象力消费中“观赏”层次的第一维度诉求；更加重要的是，虚拟想象还触发了网络受众潜在的从众心理和模仿欲望，并引发其实际前往城市中的网红地点拍摄、打卡、上传、分享的第二轮互动行为，从而在城市媒介的基础之上完成了实体与虚拟的双重城市消费，可谓是满足了想象力消费“实践”层次的第二维度诉求。尤其重要的是，第一轮的“观赏体验”和第二轮的“实践消费”均不是单向封闭的，而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循环。换言之，这样的“观赏体验”行为和“实践消费”行为会产生第三轮、第四轮直至第N轮的循环往复。最初的身体与城市的物理空间相遇，建构的影像在城市的虚拟空间中流转，在实体与虚拟的双重维度中，原本的受众不仅会成为城市影像的体验者与消费者，也会成为城市影像新的创作者，从而激发更多潜在受众的体验行为与消费行为，并由此达成了一个穿梭虚实的生产消费循环，这无疑是互联网时代城市形象片消费叙事的典型特点。

结  语

“想象力消费”是一种打破日常审美经验的“后想象力”所引发的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伴随着“想象力消费”崛起而出现的城市形象片民间叙事、想象力叙事、消费叙事转向，虽然是创造力的极大释放，但“后想象力”的空前强大容易引发的症候之一便是，滋生意义能量稀薄甚至纯然无意义的奇观化审美倾向，这一点值得警醒与深思。如果说，早在二十世纪初海德格尔提出“世界被把握为图像”之时，这个概念还仅只作为一个抽象的预言而存在；那么，在电子技术、数字技术、网络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海德格尔的这一预言毫无疑问已成为了当下的一种文化现实。现今的人们的确已生活在一个被影像视觉信息高度包围的环境中：一方面人们视觉欣赏的需求不断扩大，视觉欣赏的愿望也越发强烈；另一方面现代网络数字技术的发展与提升，又让更多超越经验的、天马行空的、具有视觉新奇感与视觉震撼力的影像得以产生、得以传播。这两方面的相互促进作用，使得以“想象力消费”为核心的视觉文化与消费文化正以爆炸式的形态迅速扩张。然而，“想象力消费”的崛起并不能构成影像奇观无限扩张、故事意蕴不断萎缩的理由，对视觉影像的高品质追求自然也不应当与文本的叙事内涵构成非此即彼的对抗关系。事实上，就城市形象片的创作而言，审美意义的承载始终应当是文本话语表达的核心，即便“后想象力”影视文本在视听维度的呈现可以是无拘无束的，可以是“完全没有现实摹本的超现实拟像”，但在意义内核中却应该是意蕴饱满、情感充沛、令人真切思索和回味无穷的，而这一点才是真正吸引、打动、感染受众，并满足其“想象力消费”需求，实现其意识形态认同的价值根源。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才欣然于呼唤城市形象片“想象力消费”所带来的全新审美体验、审美实践与审美文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新世纪以来中国城市形象片的民间创作机制与传播效果研究”（项目编号 ：19CXW02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本文发表于《电影新作》2021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杨怡静，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影视与戏剧系副系主任、副教授。

注释：

陈旭光.论互联网时代电影的“想象力消费”[J].当代电影，2020（1）：129.

孙玮.我拍故我在 我们打卡故城市在——短视频：赛博城市的大众影像实践[J].国际新闻界，2020（6）：12.

心放.想象力统治世界[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57.

陈旭光、张明浩.论电影“想象力消费”的意义、功能及其实现[J].现代传播，2020（5）：93.

同①，128.

[苏]B·什克洛夫斯基.艺术即手法[J].李辉凡译.外国文学评论，1989（4）：42.

张冰.陌生化诗学：俄国形式主义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

同④，96.

陈旭光、李雨谏.论影游融合的想象力新美学与想象力消费[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40.

[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选集[M].孙周兴选编.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899.

【川大艺坛】组稿

李明 limingzm2006@163.com

李嘉璐 1619265645@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