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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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墙内外之争
——评伊沛霞《积淀文化：宋徽宗的收藏》
黄凌子
摘要：宋徽宗的形象在拥有不同叙述逻辑的后世史料中被反复建构和形塑。美国学者伊沛霞聚焦于徽宗的收藏家身份，以“宫廷收藏”为研究进路，从珍藏于宫墙之内的“物”出发，探析附着其后的更为广阔的思想世界，揭示“帝王收藏”这一文化行为背后的特殊内涵及政治动机。本文从研究范式、章节安排和叙述立场等方面出发，探析伊沛霞的写作和思考模式，兼论宋徽宗以收藏为手段的文化策略，借此重新拼凑出一个更为丰满的宋徽宗形象。
关键词：宋徽宗；伊沛霞；宫廷收藏；文化竞争
书名：Accumulating Culture：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著者：Patricia Buckley Ebrey
出版者：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出版年：2008年
透过海外中国学家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我们不仅能看到“异域之眼”中的“中国史”，而且能看到塑造“中国史”背后的理论变化，也看到重写“中国史”背后的世界史/全球史背景。其实，当他们用流行于西方的历史观念和叙述方法来重新撰写中国史的时候，另一个“世界中的中国史”就产生了。[1]
——葛兆光
美国的宋史研究于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突破性发展，以宾夕法尼亚大学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1932-1996）的社会史研究为先导。其发表于1982年的《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一文，对内藤湖南（1866-1934）的“唐宋变革说”做出回应和修正。通过对精英（士）的社会研究，郝若贝认为，在11世纪晚期至12世纪初，中国的人口、社会、经济和政府结构同时发生着变革。[9]随后，郝若贝的学生韩明士（Robert P. Hymes）、柯胡(Hugh Clark)、韩森(Valerie Hansen)等人则向经济、宗教、教育和社会等各个面向延伸，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时期的变革和转向[10]。可以看到，郝若贝一派在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说”的基础上，更加深入地探讨了两宋间的分野和断层[11]。其实质关注点在于北宋向南宋转变过程中发生的系列变革，而徽宗朝恰好是这一转型期的重要一环。伊沛霞于八十年代涉足于宋史研究，其研究兴趣显然受到了郝若贝一派的影响[12]，她认为“社会史研究普遍强调南北宋之间的区别，而这种区别，部分地源于徽宗统治时期。”[13]，并将宋徽宗视为更迭与变革时期的重要参与者与缔造者。
如果说郝若贝学派启发了伊沛霞的研究动机和方向，那么“新文化史”的研究风向则开拓了其研究视野与方法。20世纪90年代，《剑桥中国史·宋代卷》的出版将历史学家们再次拉回到政治史研究范畴，并且与传统政治史单线性的研究模式相较，呈现出与文化史、思想史、社会史、宗教史、教育史等结合的多维度综合研究趋势，这实际上是宋史研究领域对于“新文化史”研究范式的呼应和实践。彼得·伯克（Peter Berck）曾将“新文化史”的研究课题分为七类[14],面对研究路径多元化、多学科交叉、内容细化的学术风向，如何对传统史学材料进行新角度的释读，以及如何慎重选取和运用新材料是史学家们亟待解决的问题。将艺术史材料与研究广泛纳入到政治史研究当中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大趋势，诚如邓小南所说“产生于历史时空之中的图画，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系统’，以其特有的方式映衬出历史现实。书画作品作为历史学的‘材料’被郑重引入研究，提供着与传世文献不同的表达形式、不同的观察角度，传递着不同类型的信息，带来不同的阅读感受，也可能促成不同的‘问题点’和不同的思维方式。”[15]以美国学界对于徽宗朝研究来看，包弼德（Peter K.Bol）[16]、石慢（Peter C. Sturman）[17]、伊沛霞、姜斐德（Alfreda Murck）[18]等人均在这条道路上努力开拓和延伸。在这些已有学术研究中也可以看到微妙的差别——艺术史学者从具体作品出发探讨蕴含其中的政治意义，作为历史学家的伊沛霞则另辟蹊径，将“收藏行为”及在此基础上的编目活动视作一个整体，作为徽宗施行“新政”的一个载体。本书是第一部综合研究徽宗全部收藏的学术著作，共分为九个章节。全书的切入点在导言部分便开宗明义，即从探讨徽宗的收藏动机入手。南宋邓椿在其《画继》中《圣艺》一卷中有记：“朕万几余暇，别无他好，惟好画耳。故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19]并且出于对古今绘画的喜爱和保护，徽宗命人编撰《宣和睿览集》。皇帝个人的喜好固然可以成为宫廷收藏的动因之一，对历史的建构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似乎还不足以还原完整的历史情境，徽宗朝如此庞大的收藏规模和编目活动背后所隐含的复杂意义，在现今的学术视野中应当具有更大的解释空间。因此，伊沛霞将一切问题置于“皇帝”与“士大夫阶层”之间充斥着互动和竞争的场域中进行讨论，将“收藏”视为皇帝争夺文化话语权的重要手段（第17页）。第一章“宋代早期的先例”将目光回溯至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四位帝王对于文化和艺术的态度；其二是早期的宫廷收藏机制、规模和以收藏为媒介的君臣互动。第二章“变革时期皇帝—士大夫关系之变化”的时间跨度为王安石变法至徽宗当政，将神宗朝（1067-1085）、哲宗朝（1085-1100）和徽宗朝（1100-1125）视为“变革阶段”，由于新、旧党争愈演愈烈，皇帝和士大夫间的矛盾也更加突出。伊氏注意到，神宗和哲宗并未过多关注文化领域，因此皇帝和士大夫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政治方面。徽宗在其统治初期曾试图缓和党争，并同时启用了部分新旧党大臣，但在这种手段失败后，他最终选择了偏向新党。在伊氏看来，徽宗首创性的收藏活动是他重塑“皇帝—士大夫”关系策略的一部分，他希望藉由重获文化上的主导权，以重塑宋初的政治气候——帝王因其圣权角色被士大夫视为典范。第三章“北宋时期作为文人趣味的收藏活动”从社会风尚的角度出发，以宋绶、欧阳修、王诜、李公麟、赵明诚五位典型的士大夫阶层收藏家为代表，从个案研究出发，分析士大夫的收藏态度、途径和由此带来的社会交流和影响。并且指出，收藏领域最为戏剧性的发展是宋人对于古物的追求，即金石学的兴盛。从第四章“作为收藏家的宋徽宗”开始，全书论述中心正式集中在徽宗身上，具体考察徽宗对宫廷收藏的介入。本章讨论了徽宗即位前对于收藏的兴趣和参与，以及即位后对于收藏的积累、安置、记录、装裱、仿制和展示等行为。第五章“秘书省收藏”从制度史角度，探讨了秘书省的组织架构，以及任职其中的文臣们围绕宫廷收藏的书籍、古物和书画展开的记录、评级、管理、复制、分类、鉴定和编目工作[20]。值得注意的是，伊氏认为徽宗通过任用秘书省高级官员的权力来拉拢士大夫阶层。第六章“古器物的收藏与编目”从论述古器物与先代礼仪间的联系出发，谈到徽宗对古器物的收藏和他在音乐及制作礼器上的创新，并且全面介绍了《重修宣和博古图》的编撰过程和内容。在本章中，伊氏开创性地指出徽宗是大规模收集铜镜的第一人，并且单辟一节探讨了《宣和博古图》中收录的镜子，将其视为徽宗的文化策略之一。在经典著作中，铜镜不具有仪式角色。对于徽宗的创举，伊沛霞的解释是镜子上的图像和铭文所表达的意涵与徽宗长期保持的两项趣味有关：祥瑞和道教。铜镜图案的美好寓意带有祥瑞气质，而徽宗时期可见的诸多道教文献将铜镜与道教联系起来（第198页）。第七章“书法的收藏与编目”，从北宋晚期革新宫廷书法收藏的需求出发，讨论书法收藏的运作机制和《宣和书谱》的编撰，伊氏认为，《书谱》的收录和品评标准以彰显宫廷的“中心地位”为指导。第八章“绘画的收藏和编目”以《宣和画谱》和宫廷绘画收藏为讨论对象，对比了《画谱》与《书谱》的区别，兼及讨论徽宗的艺术观。在本章，伊沛霞尤其提到了《画谱》中对于“文人画理论”的融合，反思过渡强调“宫廷画”与“文人画”理念的对立所带来的研究上的缺陷，指出对于有能力获得各类型画作的徽宗而言，并无心在“文人画”和“宫廷画”之间分出胜负，其雄心在于收藏“整个中国的文化”（310页）。第九章“徽宗藏品的命运”跟随历史发展的脉络，追踪开封陷落后至清代乾隆朝徽宗藏品的下落，爬梳了不同藏品在世事沉浮中迥异的命运。20世纪以来的历史研究所呈现出的“评价立场”和“观察角度”多元化现象已是公认的事实，后现代历史学家们也已意识到“我们”与“历史”之间依赖“历史叙述”[21]连接。身处后世的“叙述者”常常笼罩在“不在场”与“评论往昔得失”的气氛之下，虽不会影响过去的事实，却可能面临以“洞见”掩饰其“不见”的缺憾。[22]而“不见”的那部分，潜藏于史料和文本之中，有待重读和挖掘，以修正和再塑完整的历史印象。“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的感叹，站在评论和训诫的高度为后世文本提供了一种“固有史观”。纵使认同和赞叹徽宗在艺术方面的造诣和成就，却难以避免地将这一“能事”视作导向“靖康之难”的原因之一，从而反证其“不能为君”的定论。诚然，徽宗对艺术的痴迷直接或间接地引发了亲近奸臣、荒废朝政、大修艮岳和花石纲等系列问题，最终以“时局混乱”的结果收场。但如若拂去历史评判的干扰和遮蔽，去细究徽宗投入在艺事之中的志向和文化策略，或许能为我们解读一个更为丰满的宋徽宗形象提供新的角度的思路。如伊沛霞一类的外国学者，站在“他者”的立场，或许更能跳脱出古典文论的史观导向，从而以“横看成岭侧成峰”的视角切入到中国史的研究当中，在浩瀚的文献资料中“重读”出新的意义。如包弼德倾向于认为徽宗及其政治结局是时代的产物，反对“时代结局由徽宗个性决定”的“结果导向论”，对自南宋以来史料中建构的“徽宗形象”持谨慎的态度。[23]久保田和男也意识到后世叙述中那“不见“的部分，他发现《东京梦华录》在追忆开封盛景之时有意略去了对“艮岳”、“景龙江”以及王黼、蔡京赐第等徽宗朝重要信息的记述，并认为这是由于“在南宋时代，作为失政的象征，这并不是‘追忆’美好的回忆。”[24]另外，他还谈到徽宗不管是节庆时分从景龙门俯瞰到的太平昌盛之景，还是透过《清明上河图》看到的庶民日常生活图景，都经过了人为的过滤和修正，帝王看向现实生活的视线实际上因种种因素被阻隔和遮蔽了[25]。再者，我们不防大胆推想一下政和年间的情景，深居宫墙之内的徽宗，彼时在得马植献“平辽策”[26]之后甚至有了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信心，后封赏诸臣，沉浸在京城内大兴土木、祥瑞频出的美好幻境之中，是否能够如后人期待那般清醒意识到潜藏在繁华背后的政治危机，从而反思自己的种种政策实质会导致国力的衰微？伊沛霞倾力而作的“徽宗三部曲”，其研究同样建立在批判“历史后设认知”、希冀回归原境的基础之上。此书将宋徽宗的收藏置于宫廷政治的历史链条中，打破了以往徽宗研究中“二分法”的思考和写作模式。其一，在徽宗形象的塑造上，以往研究常着眼于他在“政治家”和“艺术家”身份之间的摇摆和错位，但伊沛霞并不认为徽宗的艺术造诣与政治失败间具有绝对的因果关系，她认为徽宗大力推动宫廷收藏拥有两个历史原因：宫廷文化中心地位的衰落，以及为“皇帝—士大夫”之关系寻找新基础的迫切需要。伊氏敏锐地注意到，在1041年《崇文总目》完成后，北宋皇帝们认为宫廷收藏已趋于完整，私人藏家的活动因此拥有了更多的自由和生气。11世纪末，宫廷收藏逐渐失去往日荣光——书法伪作和次品泛滥；古物收藏与李公麟、赵明诚等私人藏家相比甚为可怜；绘画方面也急需注入新鲜血液。如此一来，“宫墙内外”的艺术收藏发展极为不平衡。当宫廷在文化方面的权威受到挑战与威胁时，作为帝王的徽宗企图追赶、超越“宫墙外”的艺术势力，重夺文化领导权的动机是合理的。其二，在党争矛盾激化的徽宗朝，伊氏并未将皇帝和那些与他“思想不一”的士大夫之关系完全割裂。她指出，徽宗通过任用秘书省官员的方式来拉拢士大夫阶层，即使他们中的部分人并非致力于“新政”。（第149页）甚至那些苏轼的追随者和曾被记录在“元祐党籍碑”上的文臣，若拥有艺术天赋依旧可以重返朝廷在秘书省内任低级职位。（135页）其三，伊沛霞反对将以徽宗为代表的“宫廷品味”与“文人绘画观”视为完全对立的阵营，其各自发表的艺术品评意见也并非针对对方。徽宗虽不录苏轼之流的“元祐党人”入书谱和画谱，却并未削弱其评论意见或者排斥那些旧党欣赏的画家。她呼吁抛弃“苏轼以宫廷画家为批判对象”的判断，同时也要摈弃“徽宗坚守宫廷审美为正宗”的想法（308-309页）。其四，伊沛霞认为，“崇道抑佛”的徽宗在艺术领域对二者的态度似乎更为缓和。《宣和书谱》中著录的佛教书法家多于道教书法家，并对前者做出正面评价，认为他们超脱尘世的能力提升了其书法修为（244页）。伊沛霞以“收藏”为研究进路的写作模式，扩大了文献资料的运用范围，不再囿于经典文本中对于历史人物的书面论述，她从那些曾有序珍藏于徽宗宫墙之内的“物”出发，探析附着于其后的更为广阔的思想和观念世界，这与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在“新史学”研究中提到的“多元史料基础”[27]不谋而合。而在使用文字类资料作为旁证时，伊沛霞也尽量拓展文献的搜寻范围。例如，当“古器物进入宫廷的路径”问题无法在“有组织的历史记载”中找到完整答案时，她则谨慎地从赵明诚（1081-1129）的《金石录》、洪迈（1123-1202）的《夷坚志》和蔡絛（？-1147+）的《铁围山丛谈》等个人著述中打捞和获取零星的信息（第109页）。又如，在讨论“秘书省官员如何处理藏品和古器物”的问题时，她发现《宋史》、《宋会要辑稿》和《玉海》等基础文献仅记录了官员们从事的书籍整理工作，她则灵活运用了董逌的《广川画跋》和黄伯思（1079-1118）的《东观馀论》等任职其中的官员的记录。（第140-148页）。王汎森认为“新史料的发掘或对旧存史料不同层次的解读, 仍是成功写出经典历史著作的重要前提。”[28]伊沛霞在写作过程中便不断流露出对于“叙述”和“解读”历史的思考。其一，当后世材料有意无意地凝聚着“叙述者”的视角，它们或许无形中已变成了“二手材料”。因此，在“解读”时当慎重理清“真实”与“叙述者的意识”之间的落差。例如伊氏在以《铁围山丛谈》作为历史文献引用时，指明此书可作为记录徽宗宫廷生活的史料使用，但偶尔也带有一种“不公正的视角”，即后世叙述者的“预言性”（第103-104页）。又如，面对蔡絛“所有有价值的收藏都进入了徽宗宫廷”的说辞，伊沛霞则以与他同时代的文人叶梦得（1077-1148）的记录对前者的叙述做出修正，认为蔡絛使用了夸张的表述，因为当时诸多私人藏家手中依旧保有珍贵收藏（109页）。其二，伊沛霞善于对比不同文献材料的视角异同，挖掘“叙述差异”背后折射出的内涵和导向。她注意到《宣和博古图》和《宋史》观察徽宗宫廷音乐改革的迥异角度：前者关注古代艺术品（编钟）对于当朝音乐改革的影响，后者则强调魏汉津的理论对于音乐改革的重要刺激作用。（166页）在伊氏看来，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之一，是“以深奥理论为基础革新宫廷音乐”的做法更符合后世“正史”对于徽宗朝衰落的理解——在11世纪，对于古代艺术品的研究在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中是合理的（如欧阳修和司马光等），如此一来，便难以责怪徽宗在收藏古物的基础上铸造新乐器等“追溯往昔”的行为。但如若徽宗的动机是建立在如巫术一般的理论上，则可以归入到“和谐之乐为社会带来安定，不和谐之音带来危机，并可能成为开封陷落的原因之一”的解释框架中，从而证实徽宗朝所谓的“和谐”是虚假的。宫廷文化在南北朝和唐朝达到鼎盛，北宋时期，宫墙之外的“文人圈“在文化领导权上具有重要的竞争力，甚至逐渐导致了宫廷文化地位的衰落。面对“宫墙内外”这场无声的战争，皇帝希冀暂缓这些变化蔓延至政治领域，但实际上他对此拥有的能力十分有限。目光被坚实宫墙所层层阻挡和过滤的徽宗，未必能清晰意识到这些大历史趋势。于他而言，“收藏”是掌控和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有效途径，“编目”是推进文化、展示权力的巧妙手段，藏身于“物”背后的政治价值则将收藏、宫廷和时代三者连接起来，因此，建立庞大的宫廷收藏或许是帮助宫廷重振文化中心地位的合理策略。“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29]，当山河破碎，昔日繁华皆似梦幻泡影般散落，被金军押解北上的徽宗也曾反思自己的过失，写下“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30]这样悲怆的诗句。帝王之心被金军的铁蹄冲撞得支离破碎，宫墙之内那些经年累月积淀下来的珍贵收藏，更是遭遇浩劫，散落四方。伊沛霞写作此书的目的，并不是否认历史的结局，而是竭力修正艺术与政治完全对立的“后世之见”，重新审视曾被定义为“昏庸之君”的徽宗运用其帝王身份在政治上做出过的主观努力。那些历史叙述中曾经“不见”的部分，借由伊沛霞的“洞见”，重新拼凑出更为丰满而复杂的宋徽宗形象。（原文载《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2018年05期）
作者简介
黄凌子，北京大学艺术学理论博士，现为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研究员，比较艺术学博士后。研究方向：艺术史，视觉文化研究
注释
[1] 葛兆光：《哈佛中国史·推荐序》，载[加]卜正民主编，《哈佛中国史》第一册，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9页。
[2] 有关伊沛霞的教育和研究经历，参见王希 等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174-191页。
[3] 范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文史哲》，2017年第3期，第20页。
[4]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5] 包伟民，《宋徽宗：“昏庸之君”与他的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第46卷第2期。
[6] 谢一锋，《重访宋徽宗》，《读书》2015年7月号。
[7]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二《本纪第二十二·徽宗四》，中华书局，1977年第1版，第418页。
[8] 已有诸多学者对徽宗朝的政治专制，财政腐败，以及党争带来的政局恶化等问题展开研究。例如张邦炜，《北宋亡国的缘由》，《西南民族大学学报》，1999年S6期。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2004年1期。单远慕，《论北宋时期的花石纲》，《史学月刊》，1983年第7期。杨小敏，《政事与人事：略论蔡京与讲义司》，《西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9] 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s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2:No.2, December 1982, PP.405-425.
[10] [比]魏希德 撰，刘成国、李梅编译，《美国宋史研究的新趋向：地方宗教与政治文化》，《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第3期，第1-2页。
[11] 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唐研究》，第11卷，2005年12月。
[12] 伊沛霞于1976年参加了郝若贝组办的工作坊。工作坊集中介绍了社会科学，并组织学员共同研讨以社会科学方法论来研究历史的种种途径。参见王希 等主编，《开拓者——著名历史学家访谈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第179页。
[13]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 ed., 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Culture of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6, p.5.
[14] [英]彼得·伯克,《西方新社会文化史》，刘华、李宏图译，《历史教学问题》，2000年第4期,第25-26页。参见张仲民，《典范转移：新文化史的表达与实践》，《社会科学评论》，2006年第4期。张仲民在彼得·伯克的分类上进行了补充，认为新文化史的研究范围还应包括综合性文化史、妇女研究、城市文化史等。
[15] 邓小南，《书画材料与宋代政治史研究》，《美术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页。
[16] Peter K.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 31 (2001), pp. 103-134.
[17] Peter C. Sturman, “Cranes above Kaifeng: The Auspicious Image at the Court of Huizong
”, Ars Orientalis, Vol. 20 (1990), pp. 33-68.
[18] [美]姜斐德，《宋代诗画中的政治隐情》，中华书局，2009年第1版。
[19] [宋]邓椿著，《画继》《卷第一·圣艺》，黄苗子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版，第1页。
[20] 许雅惠认为，本章和第四章对于内府与秘书省收藏机制的研究是本书最大的贡献。过去研究者多从制度史角度讨论宋代图书收藏，绘画收藏偶有所见，器物收藏者几乎没有。参见许雅惠，《評Patricia B. Ebrey, Accumulating Culture：The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新史学》，21卷3期，第242页。
[21]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132-133页。
[22] 同上，第135页。
[23] Peter K.Bol，WHITHER THE EMPEROR? EMPEROR HUIZONG, THE NEW POLICIES, AND THE TANG-SONG TRANSITION，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 31 (2001), pp. 103-105.
[24] 久保田和男，《宋代开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版，第254页。久保田和男指出，《东京梦华录》是认识徽宗时代开封的最好书籍，但是它仅仅记录了徽宗时期开封城的一个侧面。
[25] 久保田和男，《北宋徽宗时代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载邓小南主编，《过程·空间——宋代政治史再探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327-435页。
[26] [宋]徐梦莘撰，《三朝北盟会编》《卷一·政宣上帙》，《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卷三百五十，台湾商务印书馆。
[27] [法]雅克·勒高夫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第6页。
[28] 王汎森，《历史研究的新视野: 重读〈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 〉》，《古今论衡》，2004年9月号，第5页。
[29] [宋]赵佶，《眼儿媚》，载唐圭璋编，《全宋词》，第二册，中华书局，1999年第1版，第1164页。
[30] [宋]赵佶，《题燕山僧寺壁》，载傅璇琮等编，《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17070页。
【川大艺坛】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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